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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周朝至唐朝，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持续了一千多年。可是自唐朝以后，封建社会的另一千年中，长安再也未能恢复其都城的地位。长安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，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向南迁移、军事重心向东转移的历史大趋势。
一、长安：天选之地
史学家史念海在谈及古都选址时指出：“在选择都城时，必须综合衡量自然环境、经济实力、军事防御和社会基础等多重因素。”而长安之所以能够屹立为千年古都，正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无一不占据优势，堪称天时地利的象征。
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，长安位于关中平原，这片土地占据了当时全国约三分之一的面积，但人口却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。然而关中地区的经济富庶异常，占据了全国约六成的财富。秦汉时期，南方尚处于开发初期，而肥沃的关中平原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。秦始皇和汉高祖刘邦正是依靠这片资源丰富的土地，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。
展开剩余82%军事防御是古代建都的重要考虑。古语有云：“建邦设都，必借险阻以固守。”长安四面环山，南有秦岭，东有黄河，山川环绕形成天然屏障。尤其在古代交通与通讯不便的情况下，这样的地形是防御外敌的绝佳选择。潼关以东，地势开阔却险要，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军事要塞。
从全国的战略态势看，秦汉到唐朝，主要的外患如匈奴和突厥都来自西北方向。为了有效防御和反击，军队必须集中部署于关中。出于国防和政治安全的考虑，长安作为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重合点，是当时封建王朝的最优定都之地，可谓天命所归。
二、关中米贵，皇帝逐饭
历经千年变迁，到了唐代，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，长安的历史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。随着人口急剧增长，中央官僚机构规模扩大，长期作为都城的关中地区逐渐承担超负荷的供养压力，资源日益紧张，难以满足庞大的行政体系。
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中记载：“唐都长安，关中号称沃野，然其土地狭窄，产量不足以养活京师。”甚至出现了“皇帝逐饭”的现象，即皇帝不得不迁往粮食充裕的洛阳“就食”，以解决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。
例如公元682年，关中发生严重饥荒，唐高宗李治不得不暂时南迁东都洛阳，武则天亦随行。但因准备仓促，随行人员中竟有人在途中饿死，显示出当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。
关中的粮食短缺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稳定。最典型的事件发生在786年，当时关中粮食不足，甚至连禁军也无粮可领，引发了军队哗变。幸亏及时有粮米运抵，唐德宗大喜，激动地对太子喊道：“吾父子得生矣！”这场危机昭示着长安昔日经济优势的衰落。
三、经济重心的改变
更重要的是，唐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也经历了重大转变。尤其是安史之乱后，经济重心明显南移，南方地区成为国家赋税和粮食的重要来源。唐初，每年江淮地区向关中输送粮食约120万石，到了天宝年间，这一数字激增至400万石。
《通典》中指出：“关中寓内西，偏于天下，劳于转输。”但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情况下，粮食运输效率极低，难以满足都城巨大的需求。南方到关中的路途遥远，还必须穿越黄河险滩，导致货物时常沉没。
例如709年关中饥荒时，运粮牛死八九成，损失惨重。运费昂贵，唐代陆贽曾说：“淮南诸州的米每斗售价150文，但运输到东渭桥，运费竟达200文，总成本高达350文。”运输费用竟超过米价本身的1.3倍，给生产力本就有限的古代社会带来沉重负担。
四、军事重心的改变
此外，中唐以后，契丹势力在东北崛起，对河北地区形成巨大军事压力。唐朝不得不在河北布署重兵，由节度使统领军队抵御契丹入侵。这样一来，军事重心与政治中心开始分离。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河北的节度使安禄山利用手中重兵发动了震惊朝野的安史之乱，几乎导致唐朝覆灭。
显然，长安作为都城已经难以有效控制分布在河北的重兵，难以适应新的军事和政治形势。都城东移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。北宋宰相王旦曾指出：“长安、洛阳虽为故都，但地势险隘，距离东夏辽远，难以制约北方诸国，且转输不便，国家常苦于牵费。”这说明长安失去都城地位并非偶然，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最终，公元907年，朱温篡唐建梁，做出重要决策：“宜升汴州为开封府，建名东都。”同时将长安降为雍州，洛阳由东都改为西都，标志着都城地位彻底离开长安。这成为历史的分水岭，唐朝也成为了如今西安所称“十三朝古都”中最后一个以长安为都的朝代。
文史君说
在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，都城的地位极为重要。作为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，都城不仅是全国政治的核心，其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。同时，都城的选址和变迁反映了国家政治、经济及自然环境的演变。因此，从都城历史变迁的视角来看，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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